该书将人民主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权立法的首要原则，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认为，人权与主权相联系，人权与国家政权相统一，个人、集体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现代性观念"，是存在问题的。而这种"现代性"本身，从另外的辅助角度出发，证明着"现代化"的合法性和不可抗拒性。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英语国家的现代法治理论和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德国的现代"法治国" （Rechtsstaat）理论的不同话语策略。现代性的工业"生产力"，完全可能最终摧毁人类的生存空间。"规则的治理"基本上是一个神话。正是基于对相关的不计其数的历史证据进行排列编织、标明位置，"现代性"的认识终于呈现在人们的历史理解视野之中。即使在美国这样号称"十分法治"的国家里，也有学者指出一般民众对法治的运作是极为不满的。
[23] 即认为我们的语言对应固定的意义。换句话说，他们终究没有发觉现代性的工业"生产力"带给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破坏性潜在威胁的巨大张力。在"权力配置"中，诸如权力分立、权力制约、司法独立等等，是我们理解"现代法治"的必要途经或者关键路向。
从相反方向来说，现代性观念的支柱一旦被瓦解了，我们就可以发现，现代法治不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22] W·詹宁斯：《法与宪法》，第42页。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某些"现代性观念"表现出了不同，甚至表现出了矛盾。"诊断式"的分析说明正是意在指出问题。
例如，在政治方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现代性意识"："人类的社会历史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或者，与之相反，"人类的社会历史是从松散走向集中的"。我们也可以从英国学者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有关"后现代性"观念的论述中反向体会"现代性观念"的大体内容。
[3] 在本文中，"现代法治"基本上是指现代政治法律语境中的"法治"，而非泛泛意义上的包含古今中外政治法律语境中所有"法治"一词使用所指的含义。国家对个人的自由和财产的干预必须是可预测的，可估计的，它已由法精确规定。美国近代联邦党人也指出，行政权和司法权合在立法权之下，即使是多数人行使，也是专制。因为"现代性"的认识与具体地缘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具体的历史关联，所以，"现代性观念"实际上是具体地缘现代化变迁中"现代性"的"思考膨胀"。
针对这个案件而言，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法律规定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一定那么十分协调。换言之，现代法治在"现代性观念"的拥抱下，已经成为了一个制度建设的"神话"，而且成为了一个具有天然合法性的制度建设神话，从而，遮挡了人们观察捕捉另外可能存在的制度建设资源的视野。[44]就此来讲，现代性观念具有一种误导的性质。在这里，不仅仅是统计资料是否真实这一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法治"以及"现代法治"的一类观念，是标识策略、立场的话语意识形态，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中产生并向特定历史社会标明姿态的观念阐发，表达了人们的制度诉求的意愿和意志。在与法治有关的知识的语境中，"理性"的意识意味着促成"法治科学"的建立。
[36] 关于这个问题的比较细致的分析，可以参见W·詹宁斯：《法与宪法》，也可以参见M·维尔：《宪政与分权》，第8-9、92页。比如，在社会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必将延续为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的社会形体本身就孕育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萌芽，从而，必将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前进"所超越。
这样一种观念在19世纪德国得到了一些学者尤其"机械法学"（耶林语）赞同者的认同。换言之，现代法治观念时常试图发现现实社会中的"制度弊端"，在建立制度弊端这一对立面的同时树立"反制度弊端"的合法性，然而，"发现制度弊端"总是在先行的"制度弊端价值判断"下展开的，"制度弊端认识"既是前见的，有时也是缺乏反思的。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性引发的"现代性观念"在后来的历史变迁中并非是单向的。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法治观念从知识领域角度而言主要和政治学以及法学有着重要关联，而近代以降的"政治科学"和"法律科学"已经逐渐成为政法知识的关键词语。[42] 参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36页。毕竟，一方面当下的中国是从带有浓重专制意识的历史渊源转变而来的或者革命而来的（这种革命并不意味着彻底解决了专制意识的问题），另一方面当下的中国依然面临着如何约束权力的问题。
因为，只要存在着对法律规则需要理解的问题，那么，司法独立实质上意味着职业化的司法阶层可以享有最终决定法律含义的权力。一般民众尤其是较为贫穷的民众，进入这样的程序运作，是十分困难的，是受到经济制约的。
在本文中，我使用"现代性观念"一词，并非意在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我认为在澄清了该词的大致含义以后我们可以较为顺利地探讨一些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落后弱势"的国家"自觉"发现"现代法治"是十分重要的，从而，在欣赏"先进强势"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的时候也在强调"现代法治"的重要意义，将"现代法治"自觉引入自己的民族国家。
[38] 四 前面，是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进行的大致分析。而这样一种希望，自然可能导致在分析法律制度运作的同时影响法律制度的运作。
这就有如我们阐述许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时常是在默默地承认约定俗成的语词概念一样。[18]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6页。前一种情形许多著述已有论及。就此而论，伴随现代性观念的"现代法治"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法治的推广意念，忽视了法律秩序与地缘环境的相互关联。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拙著《历史语境中的法学与法律》，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因为，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现代法治"正是来自西方社会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现代法治的基本观念来自近代西方法治理论。即使异议者是极为少数的个人，这也依然是"不同理解"的表现。
参见B. -W. Bockenforde, State, Society and Liberty: Studies in Poltical Theory and Constitutional Law, trans. J. A. Underwood, Oxford: Berg, 1991, pp. 49-50。见W·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贺卫方校，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页。
从近代开始以来的"法治知识"，明显带有"科学主义"的倾向或色彩。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了巨大的震撼力和诱惑力。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状态下，"现代性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得到了助推意义上的资源和动力。第二，正如前面已经分析的，"现代法治"，其关键之处更加（或者就主要方面而言）在于法律职业阶层的权力控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又认为，我们在反思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的同时，反思得出的有益结论同样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策略的运作"进入"社会或说"进入"实践。这一观念，亦即"现代性观念"，在具体区域的历史变迁中，号称"发现"了普遍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原则，并且，坚信自己的"发现"是种"范例"的发现，从而，坚信自己可以而且也是有理由可以将这种"发现"推而广之的。
我赞同英国现代学者W·詹宁斯（Sir Ivor Jennings）提出的这个看法：法治必须具有分权之意。我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来讨论"现代性"的含义的。
"现代性观念"的重要特点，正在于运用高度理性化的意念去解说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前进性"和"必然性"。我们应该注意，"现代性"作为语词乃至作为一种观念，其产生是和人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彼此勾连的
